卢永根时代楷模观后感一
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开始了长达13年的校长生涯。上任之初，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专访时，卢永根谈到自己的党员、校长、教授这三个角色的关系，说自己谨记“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个简单原则体现了卢永根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学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感。
这句话虽然简单，但真正要把握好这三种角色的关系很难。卢永根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真正做到了。
在卢永根看来，很多人是有多重身份的，比如说既是专家，又是党员。如果他们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在党外的专家面前又标榜自己为党员，这是不行的。而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工作上首先要从大局出发;在校长和教授身份上，自己首先应该考虑校长这个角色。既然是校长，就要着眼于学校的发展，就要把自己教授的工作和身份暂时放下。特别是不能利用校长的身份，给自己的教授身份获得好处，比如学校的资源向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实验室倾斜，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取研究经费等种种好处。
这一点，给张桂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他回忆，老师卢永根担任校长的13年，完全是全心全意站在学校的高度，为学校全局谋发展，但也恰恰是他自己的实验室发展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期。
身为校长，卢永根坚持着自己的治校理念。在他的回忆中，当校长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摆在首位的是学校的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第二，坚决抵制住了学校为主体的商业行为;第三，不遗余力地进行校园环境建设。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三件事，都交出了让人满意的答卷，而正是这份答卷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卢永根时代楷模观后感二
2019年8月12日4时41分广州，我们又永远失去了一位科学家，卢永根院士，享年89岁。他是我国著名作物遗传学家，1930年12月2日生于香港，广东花都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
由于不在领域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卢永根院士，是啊，我们每天都知道某些明星的消息，某些烂七八糟网红的消息，可是科学家，我们太少知道他们的消息了。我们儿时，有多少人的梦想是成为科学家啊，成为了科学家就更好地回报社会，报效祖国，现在我们都长大了，这份理想早已离我们远去，科学家，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渐渐被我们这琐碎的生活给彻底淹没了。
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数学，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要想成为科学家，必须学好数理化，后来渐渐地，分数就成了我们追逐的目标，高考成了我们必须逾越的龙门。为了分数而学习，为了高考而学习，完全取代了为了理想而学习。很多时候，我们不再爱学习了，考试就是痛苦，分数就是折磨，总是考第一的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人的努力，都被名次压垮了。
后来加入了社会，工作了，科学家的梦想就彻底远离我们了，为了枯燥乏味的琐碎生活有那么一点色彩，我们拼命挣钱，似乎挣钱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科学，那是别人的生活，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世界。
甚至连我们能接触的所有媒体，都充斥了各种明星、网红的消息，是啊，他们更具谈资，他们表面上的光鲜似乎更值得我们追捧，他们是这个社会浮于表面的美，他们可以使我们暂时忘却生活的艰辛，以为嘻嘻哈哈地可以这样走完一辈子，但事实上呢?
真正让我们这个世界更进步的还是科学家，是他们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更深刻，让我们懂得更多的真理，让技术更先进，让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更美好。他们仍然是最伟大的，不会因为甚少有人关注就会失去光彩。我们最敬爱的科学家们，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被人知道，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为这个社会，为你我，默默地奉献了一生，他们是最值得我们铭记的。
卢永根时代楷模观后感三
丁颖去世之后，卢永根回到华南农学院，继续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带回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种，成为华南农学院开展水稻育种最宝贵的资源。据他的学生刘向东介绍，这个种质资源库，不仅学校的研咳嗽笨梢岳用，也开放给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内科研机构，后来逐渐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是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运动初期，卢永根被戴上“死不改悔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来被下放广东翁城干校，在这里度过了十年的时光。直到1978年，卢永根才迁回广州。
1978年8月，由国家农牧渔业部派遣，卢永根到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参加“遗传评价与利用”培训班学习，为期4个月，在培训班结业考试中，卢永根在来自11个国家的31名学员中，成绩名列第一。培训结束后，卢永根以访问学者身份又留所从事研究工作2个月。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科研人员培育出水稻矮秆品种，大大提高了水稻产量。同时，矮秆也有利于提高水稻的抗倒伏性，因此对水稻矮生性遗传规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期，卢永根对此进行了研究。他选用矮脚南特等4个早籼稻矮源，分别与高秆品种冷水麻杂交，通过对其杂交后代的遗传分析，研究矮源的基因型和遗传方式。通过实验，卢永根发现水稻品种的半矮生性属简单遗传，受一对隐性主基因控制，同时还存在一些修饰基因。因此，他提出矮秆水稻品种并非越矮越好，半矮生性品种比较符合中国当前育种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将中国现有的水稻矮秆品种划分为矮生性和半矮生性两个类型和四个群，其中半矮生性的遗传方式较简单，容易在其后代得到稳定。卢永根还强调，理想的矮源不仅遗传组成应属于半矮生性，而且要具备优良经济性状和高的配合力。这些研究结果为有效利用现有水稻矮源和人工创造新矮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0年，卢永根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与美国著名水稻遗传育种专家J.Neil Rutger博士合作研究。在这里，他将自己对水稻育种的研究拓展到了细胞生物学层面，进行水稻诱导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的细胞学研究。卢永根将11个水稻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划分成四类：可染花粉败育型、部分花粉败育型、完全花粉败育型和无花粉型，进而在花粉母细胞减数分裂和小孢子发育期对这四类胞核雄性不育突变体进行了细胞学观察，探讨它们的败育机理。结果表明，明显的染色体畸变与胞核雄性不育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丁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认为，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华南，而分布在华南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在丁颖的影响下，卢永根也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稻作的起源问题，并多次与梁家勉等知名农学史家交流。但多年以来，对中国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多限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少数几个领域。卢永根在20世纪80年代从细胞遗传学的角度对栽培稻种的起源进行了研究。他选择了原产中国的普通野稻、药用野稻和疣粒野稻三个野生稻种，对它们进行粗线期核型的研究，并与栽培稻进行比较分析，建立了中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存在着差异，其中普通野稻与栽培稻在染色体长度变化范围、相同类型和编号的染色体数目、核仁组成中心的位置以及染色粒的分布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最大相似性，从而进一步印证了丁颖的论点，即普通野稻是中国栽培稻的近缘祖先。
卢永根时代楷模观后感四
1949年8月，卢永根按照组织上的安排，顺利考入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同时领导着岭南大学的地下学联工作。之后不久，因承担社会工作过于繁忙，而医学院的课程又过于繁重，卢永根转入了课业负担稍轻的农学院，自此开始接触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事业??农学。
1952年11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卢永根也随之成为华南农学院大四的学生。
在华南农学院里，卢永根认识了原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丁颖早年留学日本学农，回国后在广州从事稻作研究，卓有建树，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水稻育种领域便有“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丁颖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补充课，主要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这门课程深深吸引了卢永根，也直接促使他日后走上稻作研究之路。
1953年8月，卢永根大学毕业，党组织安排他留校任教。从此他成为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不仅从事教学，也承担一定的研究任务。
留校工作之后，卢永根和丁颖在工作上有了更多交集，除了在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外，他们还是华南农学院仅有的两位广州市人大代表，常常要一起去参加会议。40多岁的年龄差异，并没能阻挡两人互相学习的劲头：在学术上，卢永根不停地向丁颖靠拢;在政治上，丁颖也经常向卢永根请教。
1955年，经华南农学院选派，卢永根到北京农业大学参加为期两年的“全国作物遗传选种进修班”，课程内容以米丘林遗传学为主，由苏联专家费?米?普罗茨科夫讲授。但卢永根本人根据以往的育种实践，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全盘以米丘林遗传学作为业务指导。他坚持认为“苏联专家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很感人的，但政治和业务不能混为一谈，美国教授业务(注：主要指摩尔根遗传学)好，但政治上反对我们，这个我们也分开来看”，而当时的状况是“对苏联专家盲目崇拜，对中国专家不够重视”。在1958年的整风运动中，这些观点成为卢永根政治上的重大问题，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1957年，丁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调往北京工作，但许多业务工作仍留在华南农学院，卢永根继续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1年8月，中央决定为老专家配助手，丁颖选中了卢永根。次年八月，卢永根赴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成为丁颖的科研助手。
身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的丁颖并没有因为行政工作繁忙而放弃自己的研究业务，他多年一直希望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考察开始实施，卢永根成为本项研究最重要的参与者。甚至，在有些丁颖无法亲自参与的时候，由卢永根来代替他完成了部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