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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贺优琳：国家应奖励生二孩延长产假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元旦起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历史舞台，全面二孩时代到来。
舆论认为，这一政策最终落地与多年来民间和学界的推动有关。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就是其中一员。
自2011年开始，贺优琳连续五年在议案中提出全面放开二孩。“全面放开二孩，越晚越被动。”为了表达自己急迫的呼吁，他在去年议案的标题中特意加上“强烈”两字。
近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贺优琳说人大代表的身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说‘雷人雷语’而不做调研的代表”。
★对话人物
贺优琳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原校长。自2011年开始，连续五年在议案中呼吁全面放开二孩。
我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有的代表问我说：“贺代表，你想不想连任啊?你提的问题这么尖锐，你会得罪人的”。我说基层代表比例不高，我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声音通过我们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说“雷人雷语”而不做调研的代表。
谈“五提放开二孩”
“开始呼吁时，有人说是和国策唱反调”
记者：去年10月29日晚上，中央宣布放开全面二孩。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贺优琳：那天晚上在新闻联播之前，我就打开电视开始等待。结果确实放开了，我很开心很激动。那几天，很多媒体和家庭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
记者：最初关注到全面二孩的契机是什么?与你的工作背景有关系吗?
贺优琳：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感觉到小学在萎缩，并校的情况屡有发生，还出现了大量剩余的学位。我意识到，这是人口政策出现问题了。
一孩政策施行了30多年，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也非常大。此外，还有失独家庭、空巢老人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我迫切地感觉必须要放开二孩。
记者：在调研人口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细节?
贺优琳：各地都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一些企业主害怕放假和过年，他们不知道假期后有多少工人年后还会回来。企业也不敢接第二年的订单，怕人手不够不能准时完工，要违约赔钱。
我调研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待遇低，而是因为适龄的青年人在减少。以前，在广东有大量求职者，求职的人在厂门口排长队。而现在，各个路口都有“招工”的广告。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呼吁的?
贺优琳：我在2010年就开始口头呼吁，从2011年开始连续五年提议案呼吁全面放开二孩。即使在放开单独二孩后，我依然是不满意的，这个决策太谨慎了。
记者：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压力?
贺优琳：民间对我的呼吁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一开始，我还是感觉到来自一些部门的压力。比如2011年刚开始呼吁的时候，有些人说是和国策唱反调。
记者：计生部门是否与你有过沟通?你对他们的回复是否满意?
贺优琳：有的，我跟地方和国家的计生部门都有沟通，国家卫计委有关司局领导也和我进行了直接沟通说明。
但是五年来，计生部门每一次就议案给我的反馈，我都写的是“不满意”。比如单独二孩放开后，卫计委和我联系说他们还在调研情况，不排除全面放开二孩的可能。我当时觉得政策走得太慢了。
谈今年议案
延长二孩产假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记者：全面二孩政策已经落地，你认为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贺优琳：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当晚，我确实很高兴。但后来看了媒体做的民意调查，我又有点失望。有相当部分的群体对这个政策的反应不热烈，很多有意愿生孩子的女性已经年过40，而80后和90后对此反应比较冷淡。
因为养孩子成本很高，所以大家宁可不生二孩。以我所在的中山为例，这是一个三线城市，但上个幼儿园一个月都要2000元左右，如果有两个孩子，就是4000元。这还仅仅只是学费，还有生活、医疗、教育培训等其他各种费用。
记者：所以你建议呢?
贺优琳：我去年就提出，国家应采取优惠奖励的措施来鼓励生二孩，否则全面二孩政策也有可能会遇冷。我建议二孩产假要比一孩产假延长1到2个月。
记者：今年你还会提和人口相关的议案吗?
贺优琳：会的。我的议案中提了几个建议，包括延长产假、采取鼓励和奖励的政策等。我还单独为学前教育提了一个议案，呼吁学前教育以公办为主体，少量高端的民办学前教育来辅助。
此外，我呼吁创造条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0-3岁是一个人大脑开发的最佳时期，3-6岁是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而我们恰恰严重忽略了这六年。
回看当年，我们的GDP总量不到10万亿，却能做出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的决策。如今的GDP总量67.7万亿，多做三年义务教育不行吗?关键是政府要有担当和长远考虑。
谈代表履职
不能当“哑巴代表”也不能“乱放炮”
记者：有时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没能获得满意的回复，或没有推动改革。你怎么看?
贺优琳：截至去年的全国两会，在履职的8年间我提了80个议案。我对于其中1/3是很满意的，比如全面放开二孩、异地高考等。但也有1/3是不满意的，比如我提了多年的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配体系等。
但不能因为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就泄气。我不会放弃，会继续提出。我们是人大代表，这是一种担当和责任。特别是对不满意的回复，更要和有关部门据理力争。我曾经和一些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争吵过，甚至气得挂过电话。
记者：人大代表的身份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贺优琳：人大代表这个身份没有任何可炫耀的，这是一份责任。我们不仅是两会开会时的代表，更是全天候的代表，人大代表的责任要在平时体现。
这八年来的闭会期间，我保持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习惯，关注所有的新闻热点和焦点问题。平日里嘴要勤，多问;腿要勤，多走基层。
我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有的代表问我说：“贺代表，你想不想连任啊?你提的问题这么尖锐，你会得罪人的”。我说基层代表比例不高，我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声音通过我们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们不能当哑巴代表，也不能当不切实际放炮、说“雷人雷语”而不做调研的代表。
【提案二】代表委员建议儿童药品进医保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目前我国九成药品没有“儿童版”，儿童“用药靠掰、剂量靠猜”;这是一组无奈的数据：我国专门为儿童生产的药品不足5%，全国专门生产儿童药品的药企还不到1%……如何破解“儿童用药难”引发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尴尬：“用药靠掰、剂量靠猜”药品缺乏“儿童版”
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身体器官和生理功能尚未发育成熟，药品的使用与成人有很大差别，用药需要“量身定制”。统计显示，我国现有6000多家制药企业，仅10多家制药企业专门生产儿童用药;我国专门为儿童生产的药品不足5%，90%的药品没有“儿童版”。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明说：“目前，儿童用药普遍用成人药品代替，‘用药靠掰、剂量靠猜’，类似于‘小儿慎用或者酌减’等描述广泛存在于药品说明书中，加大了儿童用药的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院长施耀忠说，我国儿童用药存在超量问题。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显示，我国14岁以下儿童患者的不良反应报告占了10.5%。
应对??创机制、增投入，激发药企生产活力
“儿童药研发周期长、成本高、利润薄，但适用范围窄、用量小，研发和生产儿童药需要巨大投入，药企长期做亏本生意。”施耀忠说。
张德明说，目前绝大部分儿童药品还未纳入医保，患者更愿意购买医保中能报销的“成人版”，儿童药品市场占有率小，进一步影响了药企生产的积极性。
施耀忠说，在儿童用药研究中，审评部门应设立鼓励儿童药品研发的“儿科优先目录”。代表委员还建议，设立儿童用药专项研发基金，支持高校、科研机构、药企等成立专门的儿童药品研发实验室。同时，建立国家儿童基本药物目录，实现儿童用药的“医保全享有”和儿童药品的“医保畅通行”，通过制定儿童药品单独定价和税收减免政策，调动药企生产积极性。
【提案三】吴国平：以法定节假日性质定位“带薪年假”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落实带薪休假，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划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平对记者表示，尽管国内旅游产品存在低端化、重复过剩等问题，但国内消费者对精品旅游的需求依然旺盛，未来旅游的发展关键在于深度把握消费者的需求。
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总理两次提到了带薪休假。结合自身的职业特点，全国人大代表吴国平针对文化旅游行业的发展提出两个建议，其中一个是《关于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建议》。他表示，“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关注、跟踪推进的事。我建议从完善政策法规、监管体系等层面采取强有力措施，让带薪年休假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吴国平表示，自2008年推行带薪休假制度以来，实施得一直不尽如人意，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我国的《劳动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都对职工带薪年休假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相关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刚性约束不够、监督实施不到位等原因，就使得带薪年休假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写在纸上的权利”。
吴国平说，对于此问题的破解之道也必须是一揽子的办法，但归根结底还得从法律法规上落实。
比如，通过立法将“带薪休假”视同为职工应享受的“法定节假日”，以“法定节假日”性质来定位“带薪年休假”，促使用工单位认识到这是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通过在《劳动合同法》中将“带薪休假”列为劳动合同的必备内容，强制用人单位制定详细的职工带薪年休假安排(计划)方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