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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的具体表现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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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讲究一个泥巴三个帮。裹挟进圈子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与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进下石。如常常批判某个“圈子”变成了“某某团伙”就是一例;再譬如,如果圈中某人若是混出了一些名堂,那么他原来的圈子中的人也会在有形无形之中受益。结“圈”之人心态各异,但目的明确,无非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有的是友谊,但更多的是为了“利益共享”。下面就一起来和小编看看圈子文化的具体表现和治理吧。

近来,官场中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受到舆论高度关注。“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附庸思维?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总想着去跟对人,甚至认为这比工作成绩、个人表现都重要。当下,附庸思维已经跨出官场,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社会病。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18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山头”、“圈子”现象,75.9%的受访者坦言当前社会以“山头”、“圈子”为代表的附庸思维普遍存在。更有47.3%的受访者表示正因“山头”、“圈子”或附庸问题而苦恼,47.2%的受访者认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

“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更是社会病

对于“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80后公务员小张不但深有感触,而且深受其害。工作5年来,小张因为工作换过两个单位,都遇到过“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问题。有时,就算实际上根本没进入哪个“圈子”,也会因工作上的关系或者校友、老乡等关系,被别人当做某个“圈子”的成员。而“圈子”又与工作机会等实际利益密切挂钩。他坦言,在刚入职的那段时间,这方面的问题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

在某科研机构工作的刘东(化名)也遇到过这类问题。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机构有3个不同的“圈子”。这几年来,不同“圈子”的人争来斗去,搞得单位乌烟瘴气。一旦某个“圈子”的人占据了优势,就会重用“自己人”,其他的人不管能力如何,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压制。这种环境下,工作好坏的评价标准被扭曲,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根本无心科研,为了自身考虑,也只能被动地加入“圈子”。

在北京某酒店工作的赵兵(化名)认为,像他们这种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地方,“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的问题也很严重。在他们酒店,从经理到主管、领班再到普通服务员,都在拉帮结派。“圈子”形成的因素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地域和同乡关系。如果有人不喜欢这种文化,大家会认为他不合群,经常会被分到脏活累活。

他们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时下,“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山头”、“圈子”现象,75.9%的受访者坦言当前社会以“山头”、“圈子”为代表的附庸思维普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47.3%的受访者表示,正因“山头”、“圈子”或附庸问题而苦恼。

如何抵制“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

公众如何看待“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调查中,39.7%的受访者认为是“理性选择,无可厚非”,45.8%的受访者认为是“畸形思维,贻害无穷”。

至于“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流行的原因,68.9%的受访者认为在于拉帮结派思想根深蒂固,55.2%归因于“官本位”的文化土壤,48.2%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个别干部喜欢搞人身依附,46.8%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许多人将进入“圈子”视为成功捷径。

附庸思维在社会蔓延将产生什么危害?受访者首选“潜规则盛行”(67.4%),接下来是“系统内部帮派林立”与“很难就事论事”(54.6%)。其他还有:“组织内部分化”(53.8%)、“滋生腐败问题”(48.3%)、“扭曲评价标准”(38.6%)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者艾君看来,所谓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并不是当前社会独有,在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比如历史上的门阀、朋党等。只是在当前,这一文化顽疾又与新的社会现实相融合,带来了新问题。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郭世佑表示,当前,对于干部任命,“一把手”权力过大,很多时候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儿。这就导致,如果跟对了人,就会使获得提拔重用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许多人会把进入某些“圈子”视为成功捷径。

郭世佑说,从被提拔者的角度来看,凡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都希望遇到伯乐,被赏识和重用,这是人之常情。但关键问题是,当有人主动提拔你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在拉“山头”、搞“圈子”,更不了解他实际上有没有贪腐等违法违规行为,这会导致不但捷径没有走成,反而带来很大的风险。

艾君认为,反腐工作提出要打击“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非常及时。从这样的举动也能看出,反腐不仅仅是抓几个官员,更是对深层官场文化甚至是社会观念的触动和改变。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反省身上有没有这种观念,如果有,就应该坚决改正。

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如何才能抵制“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郭世佑忠告:年轻人应尽量凭真本事吃饭,提升自律能力和法律意识。特别是当诱惑很大时,要明确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现实中,如果发现领导不正派,就不要跟着他冒违法的风险。一旦有侥幸心理,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外,为人处事要正直,还要有智慧。比如应该学会善意地提醒领导,做领导的诤友,而非一味迎合奉承,甚至同流合污。

对话

“圈子”背后是权力利益交换

如何看待官场中存在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日前,采访了中国政治问题学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伟。

问:为什么抵制“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会成为当下的反腐新动向之一?

刘伟:不可否认,近年来隐藏在政治台面背后的“山头”、“圈子”及其奉行的“潜规则”,已经使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难以健康规范开展。中央的严厉态度不仅意味着裙带关系将是今后反腐的关注点和切入口,更意味着中央将在党和政府内部,通过制度建设和政治压力,不仅在短期内肃清“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对官场及政商关系的不良影响,也将长期持续抑制“山头主义”与“圈子文化”的再生和膨胀,从而保证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元化。

问:形成官场“圈子”、“山头”的因素有哪些?

刘伟:核心人物和关键利益是形成“圈子”、“山头”的主要因素。事实上,所有的“圈子”都是以核心人物为中心,以相应利益为半径,划出一个封闭的成员范围。当然,现实生活中,因为利益的多样性和交往的多重性,“圈子”之间一方面存在边界,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交集。

问:“圈子”、“山头”背后说到底是种附庸思维。怎么看这种思维?

刘伟:根源在于权力与权利格局的严重失衡,稀缺资源的配置缺乏公共性,以及公共规则难以普遍适用。这就使普通个体难以保全人格独立和行动自主,只能选择依附于强势人物,建立庇护?被庇护的不平等关系,从而在利益和权力上实现交换。强势人物从“圈子”内主要获取支持和利益,其他成员则从强势人物那里获得保护和利益,“圈子”内普通成员之间也互相帮助,成为利益共同体。

另外,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规则和结构是“差序格局”,它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和强化这种附庸思想。“差序格局”强调以自我为中心,通过亲疏远近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

问:“圈子”、“山头”盛行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刘伟:就个人而言,在利益、权力密集的官商领域,“拉圈子”虽然可以加快一个人“成功”的步伐,短期来看似乎也是安全的,但与此过程相共生的却是姑息养奸、受牵连等陷阱和危机,它终究不利于普通个体的洁身自好和自主行为,也使个体的长远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对社会来说,“拉圈子”使权力在暗箱中运作,“潜规则”盛行,决策公正和用人公正受到影响,单位和官场内部生态恶化,影响机构的决策效率和运行效能,更增加了发现腐败和惩处腐败的难度。在权力运作的公共领域,“拉圈子”会带来公共规则不清晰和公共生活不健康等后果。

问:抵制“圈子”和“山头”,您有什么建议?

刘伟:首先,要加强对普通个体的权利保障和社会公平建设,改变社会各领域资源和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从根本上减少普通个体对强势人物的潜在依赖;其次,发展一些基于独立个体和公共规则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增加普通民众接受公共生活训练的机会,从而形成独立自主和遵守公共规则的习惯,抑制“差序格局”向公共空间的过分蔓延;第三,在涉及资源分配、选人用人和公共决策的重要领域,严格遵守公共规则,不断加大公开力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的普遍监督。当然,要根除附庸思想,需要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完善。

一是防范权力过度集中,以监督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圈子文化”之所以能够病态存在,衍生出一大批腐败群体,就是因为存在“圈子文化”的地方或部门权力过度集中。“一言堂”、“一支笔”的存在,使得个人权力很容易失控,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地方政治、经济等整体发展就会面临发展风险,而个人权力过度集中,也就更容易形成病态“圈子文化”,导致“圈子”腐败的滋生蔓延。因此,抵制“圈子文化”,就必须要防范权力过度集中,强化权力监督机制。首先,要以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为依托,以各执行部门为基础,促使权力实施民主化、透明化,在明确一把手权力的同时,更要明确其他班子成员、各执行部门负责人的权力,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促进决策、执行机构的内部约束与监督。

其次,强化双重监督机制,以监督手段遏制“圈子文化”。监督权力运行,可以有效防止“圈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有了孱弱无力的权力监督,才有自愿的“被苟同者”,进而成为“圈子文化”的簇拥者和参与者。在某些地方官场之所以会成为“酱缸”,主要就是因为缺乏对权力及依附于权力而存在的圈子的约束和监管,从而导致“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恶风盛行。双重监督,就是既要完善政府内部监督,又要强化外部监督。作为体制内监督部门的人大、政协、纪检监察部门应加强权力监督,此外还应加强媒体监督、群众监督,为外部监督创造条件和途径。

二是弘扬党内民主,以民主机制抵制“圈子文化”。应进一步弘扬党内民主,教育广大党员讲党性,守纪律,将每一名党员干部都置于健康的、浓厚的党内民主氛围之下,促使广大党员成为抵制“圈子文化”,净化官场生态的倡导者、践行者。党员干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抵制“圈子文化”病态蔓延的主体。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党内民主的四大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全面落实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真正处理好四者的辩证关系,形成较为完善的党内民主现状,才能有效遏制“圈子文化”的滋生蔓延,才能让政治生活回归正常和健康。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如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经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必经程序和基础环节,只要严格规范、认真落实好相关民主程序,就能从根本上消除“圈子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抵制“圈子文化”。

三是加强宣传警示和教育引导,以预防机制抵制“圈子文化”。此次中央巡视组明确指出“圈子文化”的存在和危害,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圈子文化”危害的认识,促使大家深入反思反省,防微杜渐,自觉远离和抵制“圈子文化”的侵扰,更为那些“圈外”同志正了名撑了腰,明确了导向,弘扬了正气,今后还应趁热打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人人喊打官场“圈子文化”的舆论氛围,让官场“圈子”成为“过街老鼠”,不敢露头。

抵制“圈子文化”,要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先,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圈子文化”形成气候,将“圈子文化”的病态发展扼杀于萌芽之中。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对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党性教育、纪律培训、反腐倡廉讲座、案例巡回讲演等方式加大教育预防力度,教育党员干部强化组织性、纪律性,自觉依法行政,经得起各种诱惑和考验。要坚持宣传教育,让党员干部具备识别判断“圈子文化”的慧眼,具备抵制反对“圈子文化”的能力,从源头上破除“圈子文化”陋习,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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