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丫鬟所说晴雯为芙蓉之神事乃利用传说创新。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石]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忽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此故事，作者的友人敦敏也曾用过。《懋斋诗钞·弗（弓中间加一竖杠）宅三卜孝廉》诗：“大暮安可醒，一痛成千古。岂真记玉楼，果为芙蓉主。”诔：历叙死人生前行事，在丧礼中宣读的一种文体，相当于现在的悼词。晋代陆机《文赋》述文体之特点说：“诔缠绵而凄怆”。
在第七十七回至七十八回里，宝玉身边的侍女，也是他最亲密的女友晴雯遭到王善保家的诬陷，被王夫人赶出大观圆，凄惨地病死在她表兄家里。宝玉闻讯，悲不自胜，写了这篇情谊深长的祭文来哀悼她。因小丫鬟信口胡诌说晴雯死后作了专管芙蓉花的花神，这正好称了宝玉的心，就把晴雯当作芙蓉花神来祭奠。
宝玉）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蓣蘩蕴藻之贱，可以馐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气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无奈今之人全惑于‘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尸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竞杜撰成一篇长文。（参戚序本、庚辰本校）
这里，“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一句，特别值得注意。它明白地告诉我们诔文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的褒贬来讥评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当时的黑暗政治。何以见得呢？所引为先例的“楚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讽喻政治的。而其中被诔文在文字上借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这并非偶然。《离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男女之情无关，完全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
清代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情况大不一样，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则更是文禁酷严，朝野惴恐。稍有“干涉朝廷”之嫌，难免就要招来文字之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作“伤时骂世”之文，“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触犯文网，丢掉乌纱帽，这还是说得轻的。曹雪芹“不希罕那功名”，“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逆潮流而动，走咱己的路，骨头还是比较硬的。
当然，要在这样环境之下，揭露封建政治的黑暗，就得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巧妙地隐藏起来，“尚古之风”、“远师楚人”、“以文为戏”、“任意纂著”、“大肆妄诞”、“歪意”、“杜撰”等等，也无非是作者护身的铠甲。借师古而脱罪，隐真意于玩文，似乎是模拟，而实际上是大胆创新，既幽默而又沉痛。艺术风格也正是由思想内容所决定的。
明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篇表面上写儿女悼亡之情的诛文中，要用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这些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的典故。为什么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既不为秦可卿之死而作；也不用之于祭奠金钏儿，虽然她们的死，宝玉也十分哀痛。
（靖藏本第七十九回）。这本采从作者在小说中安排芙蓉花丛里出现黛玉影子、让他们作不吉祥的对话等情节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确，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是想借晴雯的悲惨遭遇来衬托黛玉的不幸结局的：晴雯因大观园内出了丑事，特别是因她与宝玉的亲近关系而受诽谤，蒙冤屈，将来贾府因宝玉闯出“丑祸”而获罪，黛玉凭着她与宝玉的特殊关系，也完全有可能蒙受某些诟辱的。“似谶成真”的《葬花吟》中“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话，怕也不是无的放矢吧。晴雯是宝玉不在时孤单地死去的，而且她的遗体据说是因为“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便立即火化了。黛玉也没有能等到宝王避祸出走回来就“泪尽”了，她的诗句如“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等等，也都预先透露了她“红断香消”时无人过问的情景。她的病和晴雯一样，却死在“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时刻，虽未必也送入“化人厂”，但总是返柩姑苏，埋骨“黄土垅中”，让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冷月葬花魂”的结局，实在也够凄凉的了。脂评特指出诔文应对照“黛玉逝后诸文”看，可知宝玉“一别秋风又一年”后，“对境悼颦儿”时，也与此刻“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馀衷，默默诉凭冷月”的景况相似。当然，使她们同遭夭折命运的最主要的相似之处，还是诔文所说的原因：“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在她们的不幸遭遇中，作者都寄托着自己现实的政治感慨。这可以说，与我们现在所见续书中写黛玉之死的情节毫无共同之处。
作者在诔文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态度：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女仆加以热情的颂赞，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对惯用鬼蜮伎俩陷害别人的邪恶势力的痛恨。但是，由于作者不可能科学地来认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所以，他既不能了解那些他加以类比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受到排挤打击者，与一个命运悲惨的奴隶之间所存在着的阶级区别，也根本无法理解邪恶势力就产生于这一制度的本身；要拔除这种邪恶势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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