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政协会上，雾霾成了委员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有委员提出，应建立雾霾天弹性工作制，允许家长在家照料停课的孩子；有委员建议增设准红色预警；还有委员提出，气象部门发出霾橙色预警的时候，空气重污染预警已达红色，这种不对应令不少百姓感到困惑，因此气象环保两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合作制定标准，实现双方预警的更好对接。
张毅：应允许家长弹性工作照料停课孩子
北京西北至延庆，东南至通州，最远相距200多公里，各个地区的空气质量不尽相同，发布的预警等级并不同时适用于全市每个角落。尤其是“停课”无论给校方还是给学生及家长，均带来不便。对此，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张毅委员提出了采用弹性安排、细分预警应对机制的提案。
张毅建议气象部门提高预警质量，远郊区气象局可结合本地区情况及时报本区人民政府，尽早与教育系统沟通，以决定本区域是否必须采取措施。同时，有关劳动保障部门应针对红色预警停课期间的实际情况，允许小学生、幼儿园儿童的家长采用弹性工作方式以便照料因停课在家的孩子。对年龄较长的中学生应分年级对待，给予各区县、学校自主把握的空间，特别是要保障中、高考年级的学生的课程教学。
孙乐琪J245
朱良：增设空气重污染准红色预警
红色预警启动时中小学幼儿园停课、单双号限行、2000多家企业停产限产，对市民生活和工作影响不小。能否通过细化政策，做到治霾和生活便利兼顾？市政协委员朱良便提出了增设准红色预警的建议。
朱良表示，红色预警启动条件是连续三天以上重污染，如果预测中间有半天刮风，使空气质量指数降到200以下，就不能采取红色预警措施。即使达到红色预警程度，也是提前24小时发布，一般不能提前几天采取措施。然而从实际需要角度来看，防止污染加重、减少排放的措施，有必要提前更长时间实行，特别是当污染主要是在本地逐渐积累的情况下，更应提前采取减排措施，控制污染物积累。
但是现行《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没有这种操作弹性。因此朱良建议可增加“准红色预警”等级，对于已经预测将出现很严重的污染，但还不能触发红色预警的情况，可以提前采取红色预警强制性应急措施中的几条或全部，提前控制污染物的积累。具体采取哪几条强制性措施，应根据对污染来源的预测而定。
本报记者张蕾J009
常纪文和崔铁宁：建议能源结构大转型
针对空气污染和雾霾防治，政协委员常纪文和崔铁宁不约而同地提出能源结构调整的问题。
崔铁宁告诉记者，北京除城六区以外的占总面积92%的各区县都以烧煤为主，“北京每年采暖消耗的850万吨煤中，有一半是被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的平房居民散烧消耗的。”1吨居民自采暖散烧煤排放的污染物是燃煤电厂排放的15倍，每年散烧煤排放相当于全市有30个大型燃煤电厂在运转。这400多万散煤中，22%是劣质烟煤，排放水平更高。就华北地区而言，以煤为主的格局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
常纪文也认为，要解决雾霾问题，必须进行能源结构的优化措施。他建议，应当提高北京电能等清洁能源在终端能源中的比重，使电力成为城乡终端能源消费的主力，力争在“十三五”末期形成以电为主、气为辅的能源结构。煤炭严格限制用于社会生活，主要用于燃煤电厂发电，并实行超低排放。此外，他还建议通过大气污染专项治理资金的补贴，因地制宜，强制在农村推行区域集中供暖、家庭电采暖、家庭燃气采暖等清洁取暖方式。
本报记者叶晓彦J224
王迎春：气象环保两部门预警标准应对接
市气象局副局长、市政协委员王迎春介绍，“在霾橙色预警的时候，空气重污染预警已达红色，这种不对应令不少老百姓都感到困惑。”
王迎春解释称，气象局发布的是关于天气的预警，霾预警信号以能见度等因素作为参照。而环保局发布的空气重污染预警则以重污染持续天数为参照，“两预警的标准不一，发布的‘颜色’也不一定相同。”
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误会”，王迎春认为两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合作制定标准，实现双方预警的更好对接。
王迎春同时提出了气象部门与环保部门在重污染问题上应合理分工的建议。王迎春指出，为了效率更高、条理更明晰，两部门在分工上应该各有侧重。天气的预报、预警、预测应该以气象部门为主，比如重污染天气预报和霾的预警。而对环保部门来说，更重要的应该在采取应急响应和处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