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有一张传世照片。照片里，他着西服领带，戴着圆框眼镜，下巴微微扬起，眼神带有一丝轻蔑。任何凝视这张照片的人，都能感受到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
这股霸气，自“五四旗手”黄袍加身那一刻，便已天成。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声名鹊起，凭的是那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短短180字，气势恢宏，结尾两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更是传世。倘胸中无热血汹涌，焉能写出如此磅礴名句？更不用说他和另一位旗手傅斯年，是惺惺相惜
的挚友。傅斯年何等火爆脾气？动不动就把宋家、孔家一帮皇亲国戚骂得狗血喷头，人送雅号“傅大炮”。人以群分，罗家伦如何评价傅斯年？“在朋友中，我与傅孟真最亲切！”
罗家伦的霸气，在他1928年执掌清华时更表露无遗。他原本已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却经蔡元培举荐转任清华校长。赴任前他与清华学生代表交心，道“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办理清华”。他不过是个31岁的菜鸟，一到清华，就对一帮老头子痛下杀手。清华原有职员95人，被罗撵走23人；教员55人，竟有37人惨遭解聘，续聘者不过区区18人。
罗家伦撵人，是因那时清华教学水平整体平庸，他铁心要把一流师资搞进清华，不惜开罪一群平庸之辈。此后，他以大手笔延揽数十位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化学家张子高，地质学家翁文灏，数学家华罗庚等，均在此期间纳入清华麾下。尤其是蒋廷黻，身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的台柱子，莫说自己本无去意，南开掌门人张伯苓也不肯放人。罗家伦不讲客套，单刀直入直奔蒋家，说：“蒋先生若是不肯去清华任教，我就只好坐在你家客厅中不走了！”蒋廷黻无可招架，只好点头。
然而倘若你觉得罗家伦只是一介莽夫，那就错了。他心思缜密，毕业后又在北伐军中浸淫，深谙政治游戏规则。他对清华的改造，远非聘请良师那么简单。他真正的目标，是要理顺清华体制。那时的清华，规模不大，居然有三个管家：外交部、教育部、清华董事会，时称“一国三公”，学校办学左右掣肘，长期游离于全国高校体系之外不说，还被外交部安插大量人浮于事的职员。尤其是由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成立的清华基金，更是各方眼中的肥肉。
罗家伦盯准时弊，决心一举破题。1929年4月，清华董事会否决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和预算，深得蔡元培真传的罗家伦依样画葫芦，学蔡公辞职要挟，就此拉开罗氏在清华最精彩一役的大幕。他先是在各大报刊上公开辞呈，披露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情况，引起朝野震惊。然后他又掐准在清华基金问题上，政府最忌惮的是美国人，便直接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基金实情，提议该基金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于清华，支配权归属教育部，获得美国公使同意，终使清华基金摆脱各方觊觎局面，可以专事服务办学。
而在争取清华摆脱外交部、专辖教育部一事上，罗家伦更是表现出高明的政治智慧。他知道如在行政院会议上讨论此事，教育、外交两部部长均会出席，双方难免一团和气维持现状。他索性绕过行政院，直接将此事提请两部部长均不够格参加的国务会议，并事先征得蒋介石、谭组庵、孙科三位要员同意，最终，清华专辖教育部的议案一举通过。清华办学体制，自此完全理顺。
甩掉一身负担的清华，开始全速奔跑。短短一年，清华连增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学生宿舍数大建筑，教授前已叙及，课程数目也大幅增加。罗家伦对此也是志得意满，后来谈及这段历史，他自评甚高：“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就决不这样做。但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后来多种复杂因素下，罗家伦被清华师生撵走，没落下什么好名声，但也有声音为罗家伦叫屈，“梅贻琦何以能提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是因为罗家伦把大楼都修好，他不用操这个心了！”
1932年，罗家伦再次临危受命，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当时中国国难当头，亡国灭种已近在眼前。罗家伦认为，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他把自己的硬汉风格注入中央大学，以“诚、朴、雄、伟”四字引领中央大学新学风，尤其是“雄、伟”二字，要一扫民族柔弱萎靡之风，塑造学生的浩然之气。在他治下，1932年还面临被当局勒令解散局面的中央大学，到抗战初期，已成为全国高校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1938年的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居然有三分之二的考生把中央大学填作第一志愿，足见中央大学声誉之隆。
抗战的烽火，更为罗家伦的校长生涯增添一抹悲壮。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为了延续中国文脉，保留读书的种子，他立即组织中央大学有计划地西迁重庆。中央大学全体师生、眷属，及全部教学科研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迁徙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在这种不利的办学环境里，罗家伦豪情不减：“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他的眼里，环境不论怎样恶劣，教育是不能停止的，这同样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只可惜，罗家伦因霸气成名，也因霸气所累，得罪人太多。此外，他与国民党高层交往甚密，这样的背景也让他难以摆脱党派斗争的牵累。多方因素下，尽管他为清华、中央大学两校贡献甚巨，但结局都显凄凉。他视傅斯年为挚友，但傅斯年越老越妖，他的人生却是一条缓缓的下坡路，五十岁后即泯然众人矣。然而，为中国留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他，注定不会被历史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