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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须过陪伴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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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也曾是留守儿童,不过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全国政协委员、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非常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童年时,由于父母在外地工作,袁晨野在农村跟着姥姥生活。

袁晨野在调研时发现,大部分留守儿童不仅仅缺乏物质的东西,更多是缺少陪伴。“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来,这些孩子内心很敏感”。

年底,国家有关部门公布我国不满16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其中,由(外)祖父母监护的有805万人,占89.3%;由亲戚朋友监护的30万人,占3.3%;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31万人,占3.4%;还有36万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占4%。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他发现,留守儿童现象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事实上,有的年轻父母并不是非要外出打工不可,有些人是单纯为了逃避农村生活,就把孩子留给老人。

“有一部分留守儿童并不是贫困所致,是他们父母自私造成的。”王名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年轻父母的家庭责任观念非常淡薄,很多人不愿意待在农村。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教授孙晓梅建议,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设立家庭学科,提高人们的家庭意识和家庭管理能力。

其实,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父母开始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姚建民常年在田间地头,他观察到农村的留守儿童正在变少,不少孩子都随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

张大龙是四川公益组织“爱有戏”的资深社工,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留守儿童很难从父母那里获得有效的引导。因此,社会组织在介入的时候,可以从更多维度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可以开展乡村阅读教育之类的活动。

“有时候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是钱的事情,这些孩子更需要陪伴。”张大龙说。

全国人大代表铁飞燕也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她特别看重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发挥的作用。铁飞燕建议,不妨为留守儿童建立成长档案,包括居住环境、监护人、家庭收入、学习情况、个性表现等,给留守儿童状况“画像”。然后,把这些精准的数据开放给社会组织。

“有了精准的数据,社会组织就可以实现精准帮扶。”她说。

当被问及共青团基层组织该如何做时,铁飞燕说:“不一定要有政策才做,一些人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等、靠、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吸纳社工一起参与,实现社会的共治。”

王名建议,政府是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者,要确保儿童的基本福利特别是安全、受教育权得到保障。他表示,也可以让社会组织招聘村民来为留守儿童服务,但前提是要进行培训,服务过程中需要接受第三方评估。

“目前,我国保障儿童相关权益的制度安排散见于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儿童社会政策碎片化,这使得贫困地区需要建立职能部门与社会组织联席会议来解决问题,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基层行为,不能常态化、固定化。”王名呼吁,如果能颁布儿童福利法,就可以规范和健全现有法律法规,更有利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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