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所长杨占秋经过对湖北、湖南等多个省市和多所学校教学实际进行了调查，发现整个高三年级就是复习、准备高考，并不学习新的内容。因此，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高中学制设置应由现在的三年制教学模式改为两年制。
高中三年的课程，变成了两年“教、学”完成，这已经是全国各地高中教育公开的秘密，高三原本需要学习的课程，变成了“复习、答疑、周考、月考、模拟考”周而复始的循环中，以题海战术来应对各个知识点的复习、应考，高三的教学，严然演变成了高考的无数次“演习”。老师们整天研究讨论的是高考考什么、不考什么、怎么考;学生除了吃和睡，就是学习、做题、总结和归类学习、考试中暴露的问题，每人都制作“备忘录”、“改错本”。学校及师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每天涨一分;人人都涨分;人人能涨分。分数，是学生、老师和学校领导层“安身立命”的法宝。
作为高校老师，杨占秋不赞成“高中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式，给出的治理方法是缩减学制，把高三这一年的复习直接去掉，目的是避免浪费教学资源。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实行了高中二年制话，全国各高中教育摆脱不了要“腾出”一定的时间帮助学生复习应对高考，那时只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把原本三年的学习课程缩至一年半甚至更短的时间)。
在此语境下，笔者认为，缩短高中教育学制，不如转移当前“不遗余力”的高考动力点。
首先，从一个家庭来看，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愿望往往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家长们“不顾一切”地把子女送入“最好”的高中学校“苦读”，目的是与全国众多学生竞争，抢占北大清华及一本、二本学校的一席之地，为他们“设计和规划”高起点的人生起跑线。在高考中争取更高更好的分数，家长比学生的动力更强烈。
其次，从行政管理来看，高考升学率已经是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一个学生的高考分数，已经不只与这个学生相关，更多的则是显示老师业绩的依据，是这个班级、这所学校以及当地政府的荣誉，是学校、政府行政领导的“政绩”。高考早已不仅仅是学生个人“奋发图强”的动力，而是各级各部门树立政绩的最大追求。
然而，从社会发展来看，一个民族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富裕强大，需要的是无数的创新人才、是众多科学家、文学家及思想家等等的不懈努力，而不是一个个考试尖子，甚至考试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