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影响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中究竟有多大作用?这是很难用统计数据和量表进行评估的。
一种看法是：中西商业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不同，因此西方管理体系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企业的出路在于向本土的传统国学智慧求助，必须用国学智慧之“道”统驭西方管理之“术”，就像大脑支配四肢，开创适合自身内外环境的国学管理体系和中国式企业文化。
也有人认为：今天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是同质多于异质，传统文化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
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将本土的商业理念和智慧完全凌驾于现代管理科学之上，抹杀来自西方的现代工商管理体系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强大威力，甚至纯粹拿国学去替代WTO的原则和制度，显然是不行的;而5000年的文化积淀，给全民族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定势和思维习惯，不管它是宝贵资源还是沉重包袱，都不能忽视或全盘否定。
在全球视野中，中日两国文化渊源密切，共同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我们“一衣带水”的老邻居日本，二战后经济发展令人惊叹，而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热卖，他介绍成功造就两家世界级企业的经营理念，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东方国家的企业经营和文化建设中，确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国学建设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熔铸了道、墨、法、兵等诸子百家和外来的佛教等学说，囊括文、史、哲和艺术等众多学科领域的多元文化形态。尽管今天研究和讲授国学的专家学者不胜枚举，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还只能算是刚刚开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今天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首先，传统文化既然是多元的，就要在“开发利用”、转化成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做好取舍，因材施教。比如宾馆、餐饮等行业的服务人员学习《弟子规》，引导他们温和柔顺，待人厚道，对提高服务质量的确很有帮助;但这类蒙学教育文献，只能教人温顺和善，不利于开发人的智商，那些开拓市场、推广产品的业务人员，就要优先选择《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了。
其次，通过传统文化的渗透来改善企业文化，要优先运用儒家文化。这里我们不去重复儒家思想自汉武帝时期到“五四运动”，一直是中国文化主流的老调;也不再强调儒家倡导的忠、孝、礼、义等理念，依然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优先运用儒家文化的原因在于：与传统文化其他学术流派相比，儒家是最注重承前启后的，因此儒家文化的发展沿革有序，更为健康，更具长力。
例如：德政仁治，礼教相存，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代表性主张。在长达两千年的领导管理经验中，儒家的“仁”、“和”理念一直占据着治国御人的圣人之学地位。体现在企业管理上就是推行柔性管理艺术，强调“以人为本”，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以促进上下团结一心、和谐奋进为前提，正如孟子所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重点在于这些法令制度真正适之于人，能让人们理解、支持、拥护、践行。
再比如：发扬儒家集体主义的精神，有利于培育忠诚的企业文化。在欧美社会，以“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对独立、关联较低，强调个人的力量和个性的发挥，好莱坞大片里的胜利者往往都是独行大侠或孤胆英雄。而在东方社会，以“我们”为中心，员工愿意忠诚于集体，并期望通过集体的发展来实现自身价值，因而团队成员忠诚度高，企业凝聚力强。日本企业强调团队精神、家族精神、集体及爱国精神等带有明显民族特征的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收和借鉴了儒家文化。
再次，用国学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也要广取百家之长，兼收并蓄。比如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本是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引导人们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其思想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就是采取弹性柔化的管理方式，领导者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在行使管理职权时不干预、不勉强，创造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鼓励下属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
再比如法、术、势结合的法家思想，主要体现为注重法制，循名责实，务实治理，包括健全制度体系，集中行政权力，树立领导威严等等。在企业中，法家思想可以体现为运用程序化管理手段，建立权责分明、赏罚明确、选贤任能的管理体制。
·国学对话企业文化
当下，用国学智慧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国学专家和企业精英加强对话。这将有助于利用国学的智慧来解决企业问题，真正将国学的力量融入企业发展。
总之，用国学推进企业文化建设，需要以开放的胸襟和发展的眼光，在充分肯定现代知识系统的同时，给国学足够的关照和充分的解读，探究国学与现代企业的结合点在哪里，结合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从而在吸收西方先进管理方法的基础上，集成和发扬国学经典蕴含的管理思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树立符合中国文化的管理风格，形成立足于民族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中国式企业文化模式。
